宋协伟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自2015年至今，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教学改革通过从1.0到2.0和3.0三个版本的升级，完成了由“理念”到“系统”再到“范式”的深化过程。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协伟教授在专题访谈中表示，目前取得的所谓教改成绩，与他期望中的设计教育应有的状态还相差甚远。未来的设计学院应当是不同于迄今为止人类经历过的任何高等教育的范式，它不但将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发展的历史起点，也将为中国乃至全球智识群体来建设共享的知识工厂、思想启蒙孵化器和主体觉醒的创新教育平台。传统的、按学科划分的进阶式课程必须要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数据、信息与行为的“互联”所产生的创新研究战略，总而言之，“颠覆性地创造未来标准制定者”是后续教学改革的重要关键词。

《设计》：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70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谈一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时间节点和事件。

宋协伟：2018年，中央美术学院迎来百年校庆，设计学科也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回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发展，可以说中央美术学院完整地参与了新中国的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美术学院在靳尚谊（时任）院长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设计学科的办学，成为中国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期间，我们组织策划了《与世纪同行——中央美术学院百年设计教育文献展》，展览系统地梳理了百年央美设计学科发展的成果。因此，关于留下深刻印象的节点和事件，我想主要围绕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的发展谈一谈：

1.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美术学院（国立美术学院）的各位先辈们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承担了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设计等重要任务，比如国徽、国旗、政协会徽、中共青年团团旗、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币及邮票等的设计。

2.1950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同时组建了图案科，随之又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实用美术系等，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设计人才，同时学院还承担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生产资料和国家重大展览项目等设计工作。

3.1956年，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中央美术学院及其它兄弟院校的各位前辈努力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国家级高等设计专业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的教师们随新学院的成立而继续为国家教育及国家设计贡献力量。

4.改革开放后，百业待兴，整个中国投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步伐上来，设计作为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及在国家教育学科战略布局下，1993年在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院长的倡导下，中央美术学院重新恢复了设计学科的办学，相继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广告公司、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同时学院积极的引进国际、国内的高端人才，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设计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继续培养人才和服务。

5.199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积极探索发展及各兄弟院校的努力下，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把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工艺美术”专业正式变更为“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专业目录为“设计艺术”）。这一年对于中国的设计行业和设计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节点性意义，意味着从工艺到设计、从技术到创造力的转变。

6.2001—2002年，在原中央美术学院潘公凯院长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在专业设置和教学方式更加科学与完善，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步调更加一致，与国际兄弟院校的发展水平更加接近。所以，国际间的交往更加频繁，我们的教师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各种国际设计组织，参加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发出了中国设计学界的声音。同时，各种国际重要设计活动在中国成功落地，例如AGI(国际平面设计协会)大会在北京举办，世界设计大会在北京举办等。

7.2004年到2008年对于中国设计也是一个节点，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奥运艺术研究中心”，承担了北京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会及残奥会的整体视觉形象系统设计、奖牌设计、体育图标等十几个项目设计与研发的任务，得到了全世界行业间的关注。

2015年至今，对于中央美术美术学院设计教育乃至中国设计教育，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由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的机构也在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网络信息社会过渡，随之，社会的生产力方式、运行模式、时空关系、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的商业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设计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必然发生改变，即从原来产品美学形态设计转向社会的创新型系统设计，设计功能从服务业向驱动社会的创造力转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在新领导班子的支持下，启动了教学改革，打破了原来的教学体系、学科设置、管理体系、入学考试等几十年来形成的固有模式，以培养具有中国文化立场和全球意识的顶尖人才为目标，以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为根本，形成了由“战略设计、科技设计、思维设计、产业设计、设计史论”五大学科建设体系构建的全新教学体系，赢得国内外同仁的高度认可。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颁布的首批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中，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成功入选一流学科。在创新改革的同时，我们深刻意识到今天的设计学科不再是一个传统静态式的专业而是一个动态、开放、融合的综合、动态学科，所以我们在2017年12月启动“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活动，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激活创新、青年之为、教·育未来，意在集成全球学术智慧，联合全球院校与社会各界的领袖学者、科技实验者、未来预测者、设计研究者、社会学者、商界精英等，打造一个专家汇集、智慧碰撞、多元发声、合作共赢的“未未来”平台，为未来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改革创新提供智识支持。

《设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20多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引导下，在制造业迅速发展后对设计人才需求的就业市场驱动下，高等艺术设计教育迅速扩张，到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您认为中国设计教育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宋协伟：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科建立和发展历程来看，对于现代设计教育体系是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引进中国，这个话题是值得商榷的，受到西方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影响是必然的。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院百年华诞，我们借着这个契机梳理了中央美院的设计教育发展历史，将结果汇集成了《与世纪同行——中央美术学院百年设计教育文献展》。通过展览，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从1918年自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图案教育开始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发端，到建国后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设计教育先驱以参与国家重大设计项目所开展的实用美术教育探索，再到9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复建设计系后开始对现代设计教育方式、方法的思考与尝试，中央美院在设计教育方面发展的清晰脉络，也印证了完整的中国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展览中的文献也在印证着另外一件极其有价值的事情：对于设计教育的态度，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的，并且基本保证了与世界的同步。例如在1930年所成立的“生产工艺协进会”，其宣言明确提出了“为应时代的要求，联合工商家、科学家，及美术工艺家，成立一个研究工艺美术的机关，以引导中国生产工艺的改良与推广”的纲领，比肩稍早的“德意志制造同盟”的主张，也是不相上下的。因此，从对待和思考设计教育的态度来看，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不一定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被引进来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进行总结，我认为应当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设计教育发展：孕育期、成长期和战略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设计教育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积累与探索，形成了重要的孕育期；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设计教育如同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一样，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取得了巨大的成长，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是为成长期；但不可否认的是，快速的成长一定伴随着大量问题的产生，在新的技术社会背景中，“设计教育该如何发展”成为中国设计教育在当下语境中最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所以以2015年开始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科教学改革为标志，中国的设计教育开始了“战略期”的探索：我们该以什么样的范式定义和设计“设计教育”，成为这个时期最核心的话题。推动这三个阶段迭代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层级迭代：未来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冲击着设计教育，而应对的唯一方式就是将设计教育的战略升级为“未来”自身。

《设计》：作为央美设计学院教改背后的最大推手,您一路引领和实践改革的设计与落地。从2015年至今，您最初“随着时代的改变重新定义“设计”与“设计教育”的概念，突破传统产业设计沿袭下来的结构，提高师生的国际视野、让学生从被动变为主动学习、共享教师资源、使学院空间流动起来并将设计的各项资源共享”的构想是否已经实现了？

宋协伟：自2015年至今，设计学院的教学改革通过从1.0到2.0和3.0三个版本的升级，完成了由“理念”到“系统”再到“范式”的深化过程。可以说，上述内容基本在设计学院得到了初步实现。目前每学年我们都会为学生提供年度展览的机会，通过展览学生在回顾自己每年学习状况的同时，可以清晰的看到自己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发现的问题是什么、思考的角度是什么以及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这是关于教学中“国际视野”“主动学习”和“师资共享”集中作用的体现。特别在2018年暑假，我们完成了空间改造后，教学空间基本可以进行“流动化”的共享，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学院内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的变化：在开放空间中，讨论多了起来，而讨论正是最符合今天这个信息对撞时代的教学方式。我有时候和同事开玩笑：我的教学空间都是“去中心化”的，学生和教师自然也都没法再“闭门造车”了。

当然，目前取得的所谓教改成绩，与我期望中的设计教育应有的状态还相差甚远。未来的设计学院应当是不同于迄今为止人类经历过的任何高等教育的范式，它不但将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发展的历史起点，也将为中国乃至全球智识群体来建设共享的知识工厂、思想启蒙孵化器和主体觉醒的创新教育平台。传统的、按学科划分的进阶式课程必须要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数据、信息与行为的“互联”所产生的创新研究战略，总而言之，“颠覆性地创造未来标准制定者”是后续教学改革的重要关键词。

《设计》：在您看来，设计教育不再只是单纯的造型设计教育，而应该是多学科、跨领域、无边界的教育形态。但凡改革必有阻力，您在推进变革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阻力，又是如何砥砺前行的？

宋协伟：基于当今世界的技术产业和教育理念的变革，它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新时代的来临，设计学院从2015年我们开始了全面而深入的教学改革，这个改革不是为哪一个人服务的，是为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为整个社会的工作而服务。当然，我自己在担任这个学院院长的时候，深知要改革的话，阻力一定是有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把“教改”当成了一种时代给予的责任：对于扑面而来的设计教育变迁，作为高校教授，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会让中国的设计教育失去最佳的战略机遇期。欣慰的是，从美院的领导到设计学院的同事，对于教学改革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在不断前行的重要原因。其实，最大的阻力就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认知问题：我们学院经过近30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适应传统工业社会发展的学科体系，教师的知识储备基本上处于这个代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所谓权威体系，我称其为“安乐窝”。那么改革就是要向传统代际的权威做出挑战，打破固有的“安乐窝”，向新的代际出发，引领新的代际的发展。这样一来，传统权威就会向新的事物提出质疑与挑战，包括各种手段，但是我一直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迭代，会逐渐好转，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

2.知识的丰富性：由于当下设计的定义发生了改变，今天的设计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造物”设计，而是一个社会创新的系统设计，设计成为了社会的驱动力，那么学科的发展需要新的知识予以补充。中央美术学院是一所专业艺术类学院，对今天设计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新科技的知识储备不够，所以这种新知识的建构成为了我们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但是我始终觉得方法总比问题多，所以我们搭建了“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平台，向全球引鉴知识，取长补短，追求共同发展，例如我们学院与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北京大学等全球上百所知名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包括知名教授聘任、建立联合实验室、教师学生的联合培养等等战略布局。

3.人才问题：教师人才队伍建设也是一个问题，如何培育和吸引具有新知识系统人才是我们当下和未来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学院出台了新的政策：一是鼓励本院45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进行二次学科选择，为他们创造机会送出去深造学习；二是面向全球积极引进符合学科发展的优秀人才；三是创新建构新人才管理体系机制。

4.管理体系问题：新的教学模式下，一定需要适合其发展的管理体系，目前管理人才的专业性还不够强，为此也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学习深造的平台。

5.资金和政策：资金不足也是我们改革遇到的问题之一，因为要做事就需要科学、合理的资金支持。教育是关乎未来中国的发展，所以我在此呼吁国家和行业能够继续给予资金、政策上的支持，让我们还未实现的计划得以实行。

《设计》：随着国内设计教育体系的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多设计教育家开始强调对设计师的人文素质培养，您也曾提出“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对社会有责任感的设计人才”，您觉得这个目标在教学中如何才能落实？

宋协伟：大学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平台，只有把平台搭建得更加合理才能向社会输送更多有用之才。中央美术学院历来是把人文素养、创新能力、责任感的培养放在教学首位。除了我们自觉地树立了这种意识，国家对我们也有很高的要求，2108年8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写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提出了新的要求。

落实到具体目标上，首先从源头出发，我们对招生考试的内容和模式提出了改革。毫无疑问，设计学院首先考查的是考生的思维逻辑和想象力，关注考生对社会的敏感度、责任感和洞察能力。从2015年的考试题目“棒棒糖”到 2016年题目“转基因鱼”，考察重点由如何更好地表达生活体验及分析与再设计的能力转移到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当中；到了2017年的“鲍勃·迪伦”考题，则是把诺贝尔文学奖由音乐人获奖的事件所引发的全球关注置于每个考生的面前，这也体现出国际领域内社会文化包容性等诸多问题；2018年推出的“幸福指数”考试主题，更加希望考察学生的宏观视野。考题的变迁映射着我们对未来设计人才标准的全新定义，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希望考生不仅为求学而来，更要为实现个人价值以及怀抱对社会文化价值传播的责任感而来。

在具体教学导向上，教改后，设计学院强调从“以学科为基础”转向“以问题为基础”，着重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和动手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探索新方法的能力。在保持现有学科口径范围的优势之下，设计学院打通了以往的专业壁垒，实行开环与导师开放教学机制，在视觉传达、数码媒体、工业、交通工具、摄影、时装、首饰等传统专业的设置基础上，开设了艺术与科技、系统设计和社会创新工程三个全新专业方向，打通课程设置上的所谓学科划分，加大前沿科技和人文社科通识课程的比重，使其与专业基础技能、专业深化课程并进。我们大力支持跨专业的融合与交流，积极鼓励多领域间协作与跨越自身学科进行思考，通过开设研究型课题的方式，确保学生在研究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得到延展。通过课程的开环设置与自主选课方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自我完善的积极能动性与创造性，通过强化学习的自主性与个性化课程的自我统筹，使学生从以往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除了校园学习之外，同时引导师生扩展视野，积极努力为国家形象建设服务、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也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国际的重要战略。

《设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设计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协作，您的学校在教学实践方面是怎么做的？

宋协伟：这个问题是我们本次教改的核心问题。从教学实践角度看，教学改革是一场应对未来未知性而进行的教育实验。

设计学院的课程模式上以话题、问题和课题为核心与载体，将未来社会发展的多元可能性以“赋能”模式与“叙事”逻辑进行教学创新，形成了以“战略设计、科技设计、设计思维、产业设计、设计史论”为基本架构的学科建设体系，并将上述五个板块内容注入研究型课题之中，由此，在课题研究进行过程中的跨学科、跨知识领域合作将会自动发生，而不是传统学科框架结构下的被动应对。

设计学院的教学上施行开环式教学，优化整合，打通专业壁垒，实行开环机制，强调专业间的融合发展；对传统学科结构优化整合、实现多领域协作、促进学科与社会职能和生产力需求的协调统一发展。课程设置方面，开创了多样化的专业课程选课机制。课程内容注重提供认知新知识、探索新领域的机会；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激发学生的思考、研究和探索新方法的创造力；注重给予学生个性化和创造性发展的新机遇；课程结构更加合理有序。教学改革本科教学结构采取一年级、二三年级与四年级三段学制结构模式，分别承担通识课程、通识理论课程、专业史论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设计课程、综合设计课程及研究型课题课程的授课及管理，形成由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三种修课类型的课程结构，打通课程设置上的专业壁垒与学科划分，加大前沿科技和人文社科通识课程的比重，使其与专业基础技能、专业深化课程及研究型课题并进。在多样化的课程修选中，教学选课系统的建立和优化使学生获得了更便捷和准确的选课体验，同时使教务工作的效率有效提升，实现了计划精确发布、实时管理和个性化教学数据反馈。设计学院的人才考核机制上，采用严进严出，步步为营的学习状态。学院设立年级创作及汇报展，要求每个学生在年级结束时创作作品和论文进行汇报展览，同时对毕业设计也有严格的要求，采用末尾淘汰制，年均有10%的延期毕业，这样形成了学生不再是传统学制中的严进宽出的状态，反而增强了学生们的自主学习和自我计划意识。设计学院教学方式上打破了空间上的物理界限与信息交换上的时间分割点，将教学行为的多样性与师资构成的全球化及去单一性相结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教学范式“现场”。总之，我们希望能够以全球视野为基础，立足对中国社会未来形态和经济模式的整体研判，将一切教学实践都围绕设计学院的教学目标展开：创造学生价值核心和实际效益的最大化，帮助学生完成个人价值整合、知识融合，使之具备全球意识和战略意识，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研究能力、领导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能够服务国家、产业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开拓进取、走向世界的一流人才。

《设计》：新技术、新材料、新工具不断涌现，工业产品设计的方法发生了哪些变化和革新？教学方法是否也随时有所改变？

宋协伟：长期以来，工业产品的设计方法建立在流水线生产的方式之上，因此所有的设计过程和输出结构均是为流水线生产提供服务型支撑。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由云计算、物联网和弹性生产方式构成的新型技术社会，原有的设计方法与理论明显已经日渐式微，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重构理论体系和教学方法。原有的以物理产品为载体的教学方式跟随学科划分型的设计开始消失，整合了人与产品交互关系、产品与系统叙事关系、跨信息媒介与时空关系的新型研究课题与战略正在建立。也许在目前我们还无法对这个正在交替中的学术事件进行准确定义，但在设计教育领域，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新生事物诞生的时候总是无法被表述，但对于教育而言却必须去发现它、创造它。

《设计》：在今年举办的“创意活化世界遗产”文化创新设计大会上，您曾说“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体验，文化保护需要全社会协同创新”。您认为如何才能鼓励青年人加入用设计来活化文化遗产的行列？

宋协伟：我认为文化保护的协同创新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事：

1.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创新保护而不是过度开发利用，因为其是遗产，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宝库。

2.围绕文化遗产可以做出新的文化传承及发展，比如数字化文化遗产，建立数字文化遗产博物馆；开展针对全球的公共教育活动；开发文化衍生产品等。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又能把人类文化知识传播全球，增加人们的知识性和文化修养。

涉及到青年人，我认为应该鼓励他们增加知识学养，增强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懂得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又如何围绕文化遗产的文化性，结合今天的新科技，把文化遗产传承发扬出去，为人类的文化保护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设计》：2019年将是包豪斯百年纪念，请谈谈包豪斯对中国设计教育过往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影响。除了百年包豪斯，您认为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论是值得中国去学习的。

宋协伟：包豪斯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为人类的工业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对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发展过程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未来，我们要继续发扬包豪斯那代设计先辈们敢于面对问题的态度和积极探索的精神。在当下世界，由于社会形态的变更，大家都在探索设计教育体系的创新改革，何况“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值得我们学习的同行还有很多，例如，美国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在上世纪的教学实验和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在当下的设计创新教学是近年来我关注较多的两种教育探索方式，前者同包豪斯一样，存在的时间短暂，却为今天的中国设计教育提供了改革的动力与激情，后者则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与方法。但今天的学习不再如上世纪80年代一样全盘照搬，而是取长补短的相互学习、相互建构。

《设计》：中国设计一直不断接收着来自东西方设计势力的影响，也在接受着他们价值体系的评判，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评判体系？

宋协伟：在2018年的国际美术教育大会期间，我们提出了构建“全球设计教育共同体”的倡议，具体说就是要求跨文化的教育者对未来艺术设计教育进行思考, 展现全球教育领导力，共同构建未来艺术设计教育的全新模式，从而形成一个专家汇集、智慧碰撞、多元发声、合作共赢的全球设计教育共同体。无疑这是符合目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也符合设计教育中对知识边界模糊的需求。所以，建立所谓中国自己的评判体系并不是要将自己孤立起来，也不是为了凸显所谓的特色而去刻意点缀符号。今天对中国设计进行评价标准的设定，最重要之处在于主体觉醒——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前瞻的视野去进行这项工作，甚至主动去自我颠覆原有经验的时候，你会发现本土的设计和设计教育已然成为了全球标准的制定者了，这也正是目前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进行教学改革的深层原因。

所以，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与全球一起协作，把人类“在地性知识”进行更好的分布式链接；如何共创缠绕性生长的知识，让人类形成共同力量，达到共同利益，共享未来发展；如何把这些知识重新赋权，给予世界上那些最需要的地方，因此，在地性的知识如何成为知识生产的平台，来达到一个共创的知识体系，这是今天或未来中国设计需要关注的。

《设计》：您对正在通过设计创业，以及从事设计工作的年轻人有怎样的建议和期许？

宋协伟：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所以正在从事设计工作的青年人也拥有着最好的机遇和资源。我的建议是“兼具做美梦的能力和做噩梦的勇气”：开阔的视野可以形成无尽的可能，坚实的韧性可以支撑梦想的实现。如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设计》：您最近正在关注或研究哪些领域的问题？可以和《设计》杂志的读者分享1~2个吗？

宋协伟：目前我最关注的是全球化发展问题、国家重大战略、新科技的高速迭代会如何影响设计及设计教育接下来的发展路径。

作为一个艺术和设计类的学院，作为教育者，作为领导者，我们必须要清楚全球化的科技、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话语在哪里。我们必须知道国家政策和战略在哪里，要认真的学习十九大，国家未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更新知识，要勇于学习，要对未来学科的发展作出预测。中央美院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是未来规范和领导行业的人，是行业的领导力或者领导型人才，这是非常重要的。